一水流通四海春——明清以来曲艺音乐在长江流域传播衍化研讨会发言集锦（一）
以音乐地理学而论，音乐与相关地理因素存在密切互动和深刻交叉。而大江大河的流域作为古今中外众多文明的摇篮，必然会对音乐的肇始、流布、衍化、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在民俗生态中留下更多样的元素和记忆。进而论之，对流域音乐的研究也将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乃至历史学研究在追根溯源中找到更深的原点提供更为广博的视角和更为坚实的例证。因为“当今世界以自然为中心的人观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转型背景下发生，动态书写流域文化表达的新坐标逐渐凸显出来，由此我们会更多注意到由流域文明所浸润出来的生活与道德世界，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其所承载的乃是作为共同体文化的流域想象与道德意识。”所以在2023年长江文化节期间举办明清以来曲艺音乐在长江流域传播衍化研讨会，对长江流域曲艺音乐开展广泛研讨，不但能对其音乐体征和所承载的民俗意向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阐发，更能为曲艺音乐实现高质量发展后对“流域想象与道德意识”产生积极作用而建言建议。
中华文明不仅有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多侧面多角度多地域的起源，而且具有自己独特风貌和多方面丰富的内涵。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就像多声部多乐器合奏的交响乐一样，多样一体和一体多样的交织、衍化、传播，是悠久辉煌的中华音乐文化长河高潮迭起、持续辉煌奔流的重要条件。将理论建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发有更为明确深刻的认知。这不但有助于探索中华文明史在历史长河中的更深远的源头，更能进一步夯实中华文明的根基、彰显中华文明的“礼乐”特色，对牢固树立文化自信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将长江流域作为理论研究的所论之域，不仅有天然的合理性，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千百年来浩荡的长江养育了以巴蜀文化、夜郎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上游文化，以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化，以吴越文化、徽派文化、海派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化。这些文化有不同的流传区域，有不同的文化性格和特点，这是它们的个性。但众多个性中的一个共性，就是这些文化都处于长江流域，都浸润在长江的万里波涛中。如果以这种视域来观照长江文化，探讨“一江春水”是如何推动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就能消除“见木不见林”的研究弊端，构筑起更广泛的文化愿景和审美共识。
配图：邢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