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的多元文化属性及其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倩
长江，与黄河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自西而东流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入东海，干流全长6300余公里。支流更是展延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等8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它滋养了广袤中华大地上一代又一代先民，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记忆，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形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长江文化有古老神秘的三星堆文化、开放旷逸的巴蜀文化、自强不息的荆楚文化和灵秀精巧的吴越文化等具有不同精神内涵的区域性文化形态；也有“桥”“楼”“戏”“搏”“祭”“御”“通”“红”“求”以及曲艺、器乐等微观的文化表达。本文主要探讨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的多元文化属性及其在长江文化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的重要价值。
一 、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的多元文化属性
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系统、精准地概括和提炼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特性，涉及传承与发展、文化融合、继承与创新以及社会稳定等多个重要主题。纵观长江流域诸多曲唱音乐形态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可以发现，它们不仅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而且还具有地域性与流变性、仪式性与娱乐性等方面的文化属性。
（一） 地域性与流变性
按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中“说唱音乐的类别”的分类：鼓词类、弹词类、渔鼓类、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走唱类、板诵类来看，长江流域的音乐类曲种的类型基本与其一致。各曲种共饮一江水，和而不同，既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与曲种个性特征，又呈现出彼此关联的文化流动性。
从地域文化共性角度看，开放包容与旷逸的巴蜀文化孕育了四川清音、四川扬琴、四川竹琴、金钱板等曲种；自强与浪漫的荆楚文化孕育了湖北小曲、湖北大鼓、汉川善书等曲种；灵秀与含蓄的吴越文化产生了扬州清曲、南京白局、浦东宣卷、温州鼓词、苏州弹词、绍兴平湖调、小热昏、兰溪摊簧、绍兴莲花落、四明南词、平湖钹子书、金华道情、徐州琴书、苏北大鼓等；长沙弹词、常德丝弦、祁阳小调、湖南渔鼓等体现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兼容并蓄的精神内涵；南昌清音、客家古文、萍乡春锣、永新小鼓、都昌鼓书、江西莲花落、南昌大鼓等唱出了赣鄱文化的守正与创新；西宁贤孝、青海平弦、青海越弦、青海下弦则唱出了高原文化的融合与个性。再从行政区划看，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所载，江苏境内的曲唱音乐类型（有说有唱和只唱不说）有26种，四川境内有18种，湖南境内有28种，湖北境内有44种，安徽境内有24种，上海境内有13种等。
长江流域的曲艺音乐流变，扬州是重要的“驿站”。扬州地处运河、长江交汇处，南北通达。明清时期，扬州地区是南方戏曲曲艺的中心，南北各地的民间艺术和艺人都在这里交集，而受其影响的扬州清曲更是“对长江流域两岸各地牌子曲类曲种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长江中下游的牌子曲类曲种，便是体现文化流变的代表。扬州清曲、南京白局、盐城牌子曲、清淮小曲、海城牌子曲等曲种的音乐形成，一方面融合了北方俗曲及八角鼓的元素——扬州清曲中的[京舵子][天津调]等曲牌，一方面，经由艺人们的流动而将这些曲调带到长江上游地区，如如青海的平弦，其音乐便是由京津地区艺人传入的俗曲小调基础上，受扬州清曲的影响，融合南方“赋子（赞）”的流变曲调以及元、明南北散曲和其他民间音乐而形成的。再如著名的《无锡景》，在长三角地区的多个曲种当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使用，“如上海独脚戏中的《无锡景调》，苏州弹词中的《大九连环》，扬州清曲里的《无锡景》《照花台》《卖油郎》等，这一类曲种是将民间小调完整用到曲艺音乐中，并根据自身特点融合吸收。还有一类则是部分吸收，以伴奏的形式存在，如黄永生演唱的上海说唱《金陵塔》，以及南京白局《机房苦》”。在长江中下游的曲种里面，同样能够找到音乐流变的例子，如南昌大鼓是在安徽淮南大鼓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四川清音中也有[武昌调][凤阳调]等来自于安徽、湖北等地的音乐元素。
以江苏省内的曲唱音乐为例，其音乐呈现出具有互动交织性、曲本多样性、唱腔丰富性、南北交融性、丝弦清雅性5大特点。其中的“南北交融性”即时音乐流变性的表现，“由于南北方文化差异，不少曲种在艺术形式上划为南北两派，如苏北大鼓、徐州琴书。苏北大鼓‘南派’唱腔轻柔优雅，注重唱词和唱腔；而‘北派’唱腔粗犷豪迈，注重说白和表演。徐州琴书‘南路’受山东琴书‘菇派’影响，风格细腻轻快、文静委婉；‘北路’受山东琴书‘李派’的影响，风格高亢奔放、朴素端庄。”
音乐学家黄翔鹏曾经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观点，他强调的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曲唱音乐的流变也并不是单纯的变化或变异，其中还包含音乐要素上的一贯性，如伴奏乐器。从青海平弦到湖南祁阳小曲、陕西商洛的漫川大调、湖北小曲，再到扬州清曲，都用到了竹筷和瓷碟作为演唱者的手持伴奏乐器，这一现象的出现超越了地域文化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二 ）仪式性与娱乐性
曲艺曲种，除了自身的艺术属性外，还有鲜明的民俗属性。我们常说曲艺是艺术的轻骑兵，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曲艺贴近人民生活各个方面：婚丧嫁娶、祈福还愿、自娱自乐等。在这些日常或特定的民俗活动中，曲唱音乐的文化属性主要体现在仪式性与娱乐性两个方面。
讨论曲唱音乐的仪式性，需要首先明确民俗仪式当中的曲唱音乐属于仪式音乐的范畴。何为“仪式音乐”？薛艺兵先生指出：“仪式音乐是在形式和风格上与特定仪式的环境、情绪、目的相吻合的，可对仪式参与者产生生理和心理效应的音乐。仪式音乐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并依存、归属和受制于其社会和文化传统。”那么曲唱音乐的仪式性主要包含：曲唱音乐贯穿仪式进行的不同环节，或者某一曲种的产生源自于民间各类信仰活动，而曲唱音乐可以唤起参与者心理上的认同。依此而论，长江流域不同曲种音乐形成过程及其表演场合，便是其仪式性的主要表现。
如，金华道情发源于义乌市，原为道教仪式中演唱的诗赞体“经韵”，后吸收其他词调和曲牌音乐，演变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也称“道歌”，南宋开始在“新经韵”演唱时用渔鼓道情筒和指拍作伴奏乐器。形成于清末民初的汉川善书，由清初开始的“圣谕”宣讲活动发展演变而来。其表演分“宣”“讲”“答”“对”等环节，内容高台教化和劝善祈福的功能。温州鼓词按演唱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其“平词”，多用在红白喜事当中，“大词”，也称“娘娘词”，在传统社会中多在供奉女神的庙宇中举行仪式活动时演唱，“大词”的主要词目为《陈十四娘娘》，内容为陈十四学法灭妖的故事。
曲唱音乐的娱乐性，主要表现为表演者通过表演而自娱自乐，或在喜庆或红白事场合娱乐他人。如南京白局的产生源自于当地织锦工人与市民在劳作之余的自乐，主要是演唱明清俗曲和江南小调。南京白局同样具有仪式性，服务于盂兰会或婚嫁喜庆之事，但其仪式性功能的同时，它还具有为参与仪式人员提供娱乐的功能。再如绍兴词调，大都在喜庆场合演唱，艺人以坐唱方式分角色表演，自唱自奏，自娱自乐。
娱乐性的曲唱音乐在音乐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典雅型、通俗型与雅俗共赏型等多个类别。以典雅型音乐风格的曲种为例，如：青海平弦作为青海的重要曲种，其艺人在表演时为坐唱，且只唱不说，曲本内容对仗工整、格律严谨、诗词化程度较高，有些书目直接演唱古典诗词曲赋名作或其中的名句。浙江的兰溪摊簧同样文辞典雅，演唱讲究字清腔纯和字正腔圆，一直为文人雅士所喜好。唱奏者多穿长衫，举止文雅，有“摊簧先生”之称，坐唱班的艺人也多自命风雅者。恩施扬琴亦属于比较高雅的城镇市民文化，表演者对“恩施扬琴”作为高雅艺术有较高的认同，历史上没有专业演唱团体，只在家庭间相邀传唱，属于自娱自乐的功能，民间或各类“琴会”定期交流，聚集演唱。
二 、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的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专业和民间的艺术家以文艺作品赞美长江、讴歌发生在长江左右的人和事，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艰难困苦、繁荣发展。而曲唱音乐则经由唱腔音乐与伴奏音乐对曲本的演绎，实现了对长江故事的讲述。
具体而言，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的价值与意义，可以通过“记录”“凝聚”“和谐”三个词来进一步分析。“记录”是指曲唱音乐记录了长江的风物与历史、民族的文化与传统、革命的艰辛与曲折、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凝聚”是指这些作品在传唱和表演的过程中，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凝聚起国人的民族精神、情感共鸣和身份的认同，能够增进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和谐”则是指曲唱音乐的娱乐性功能表演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以苏州弹词为例，由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于1952年编演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讲述了人民治理淮河过程中的革命精神与群众力量，相对于弹词的传统书目，该作品主题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体现了新中国弹词工作者对社会、时代的关切，弘扬了主旋律。当代苏州弹词中篇书目《牵手》，则讴歌了新时代楷模的动人事迹。该作品讲述了张家港市凤凰镇金谷村村民陈利芳感人肺腑的故事：20年前，陈利芳因病失明，不足30岁的年纪使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不拖累家人，一度想寻短见，是她的丈夫令她重燃生活的勇气。然而不幸的是，10年后，其丈夫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陈利芳在亲友的帮助下不离不弃，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丈夫。终于，丈夫开始有了知觉，并开始好转。该曲本创作完成后，在多位知名弹词艺术家的参与下，完成了唱腔音乐的写作，最终表演者发挥弹词讲究“说、噱、弹、唱”，追求“快而不乱，慢而不断”“高而不喧，低而不闪”“急而不湍，新而不窜”的艺术特征，又在唱词中加入吴地方言俚语、衬词，生动地诠释了主人公“在不同年龄段的性格特征与心理状态描摹得活灵活现，实现说白与演唱张弛有度，角色与唱腔相得益彰”，且“在音乐上强调主旋律的回环往复，通过琵琶、三弦和中阮的巧妙配合，将人声的感染力发挥至极，并将流行歌曲《牵手》的旋律化用于传统弹词的配乐中，让不同欣赏层次的听众都能得到共鸣。”该作品得到观众一致好评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曲唱音乐在讴歌中国人传统道德情怀、逆境中的人性之美以及塑造时代榜样、传递正能量等方面的优长。
除苏州弹词外，长江流域诸多革命、抗疫及乡村振兴等主题的曲唱音乐作品，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是传承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凝聚民族精神、丰富人民生活的重要载体。长江流域曲唱音乐创作与表演，需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创新媒介传播方式，以更加优秀的节目，讲好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中国故事，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而延续长江历史文脉，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三、“长江文化节”与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的传播
在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的传播与传承中，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长江文化节”，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体现了江苏文艺界在传播、传承长江文化，讲述长江故事方面的坚守。2023年是“长江文化节”举办20周年。20年来，长江文化节共开展各类跨区域大型公益文化活动180余项，线上线下共吸引超5亿人次参与其中，先后荣获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中国优秀民族节庆“最具国际影响力节庆”、全国群众文化活动品牌计划“区域联动品牌活动”，被明确为江苏重点培育的三大地方特色文化品牌之一，获江苏省首批群众文化“百千万”工程优秀文化活动品牌等多项荣誉。本届长江文化节着眼全域，在突出展示长江江苏段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联动长江流域13省（区、市），挖掘整合长江全域相关要素和资源，彰显长江文化一体多元特色，并以“融合·弘扬·共享”为主题，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方式举办。围绕“文物长江”“非遗长江”“艺韵长江”“行走长江”“开放长江”5大板块，策划举办沉浸式体验、非遗展览、国风市集、曲艺展演、文学评奖、诗歌朗诵、论坛研讨等共20余项子活动。
其次，为流域内的曲唱音乐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10月20日晚的开幕式“曲唱新时代”为主题，演出分《忆江月》《临江仙》《满江红》三个篇章，以长江流域曲唱类非遗项目及群星奖作品为主要元素，汇聚了一批反映长江流域历史风貌和当代实践的精品节目。如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创作对象、展现巴蜀文化价值的四川清音《三星伴月》，彰显吴越文化的扬州清曲《茉莉花》，展现荆楚文化风韵的湖北小曲《“桥”见中国》，还有创新的表演形式“评弹与歌曲”《放歌春江水》，此外在晚会三个章节的连接处，分别由苏州弹词演员的演唱来串场。让我们看到了长江流域的曲唱音乐在同一方舞台上的交流与互动，看到了曲唱音乐在融合长江文化方面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方面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有力见证。
结 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曲唱音乐的传播、传承与研究，还需要加强长江流域各地曲艺研究机构及高校之间的协作，如建立“长江流域曲唱音乐研究联盟”，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共同开展曲唱音乐系统性、专题性研究，共同挖掘曲艺艺术等文化价值和内涵，凸显长江文化等内在精神价值，更好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